近日，武汉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车延高凭借诗集《向往温暖》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此消息一出，立刻引来各方争议。
　　一直以来， 《向往温暖》等诗集的风格被网友戏称为“羊羔体”，顾名思义，过于简短直白的诗风并没有赢得大家太多的好感。但是社会生活的快节奏高效率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旧的诗风俨然不再能够满足大众读者的需求。这样看来，“羊羔体”也算是应运而生，不足为奇了。然而公众的目光都汇聚在诗歌的作者———车延高身上，显赫的官场身份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正面影响，反而引来了更大的波澜，公众的目光盯紧的是社会背景这杯意味深长的羹。官与民之间那层轻薄而又强韧的隔膜顷刻间被拉紧了，它显然承受不了太多的压力，各种质疑声如洪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势不可挡。文学与政治竟形成了势不两立的格局。
　　从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开始，人才的选拔同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员多为文人出身，所有文人墨客的学习目的似乎都是为了一官半职。像贾宝玉一样“不思进取”的顽劣文学青年，就只有被轻视嘲讽的份了。因此，众人也恐“被耻笑了去”，于是在四书五经章法通议中，万马奔腾的各路大军都期望在终点披上政治的霞光，这可以称之为今天高考的先祖。然而无论怎样，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代替的主流思想。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对古代仕途之路的真实写照。读好正统书籍，写好正统文章，不但可以解决温饱问题，连婚姻大事也会由帝王、大臣们帮着安排。纵然仕途上磕磕绊绊不甚平坦，却也挡不住众人前赴后继的热情。为官员后，大多数人没忘记自身的一些爱好，诗情画意，佳作迭出，也为他们带来不少好名声，以文采闻名的官员不在少数。就像今天，人们也未曾因为王安石做过宰相而封杀他的诗作。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社会新兴事物的大量涌现，把婉转悠然的诗意压制得近乎窒息，诗歌在一段时间内似乎被遗忘了。从诗人海子的卧轨事件开始，一些在现代社会找不到希望与寄托的诗人们将死亡作为最终选择，然而如此行为不能改变什么，不如活着继续创作佳作。
　　此时，官场诗歌按捺不住自己的热情探出头来。可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的诗意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的赞誉。“橘生淮北则为枳”的观念把政治官员的作品蒙上了逢场作戏的色彩。无论怎样，人们都能从中嗅出冠冕堂皇的味道。车延高说：“我的诗集，不知道我身份的人可能要认真看一看，但知道我身份的人拿到手就会想，官员都是附庸风雅，随手就丢了。这样，我就与许多读者擦肩而过”。低沉的话语浸满了他心中隐隐作痛的无奈与伤感。这些挣扎在文学与政治仕途上的为官者似乎处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前面是大多数人的不屑与嘲讽，后面是自己心中的情感在暗涌。扼杀自己的思想，掩埋自己的感情成为了他们的忍痛之举，毕竟不被认可是一件痛苦的事。
　　在文学中徘徊的官员们选择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也是迫不得已。车延高说：“没到重要岗位之前，写什么都是一己之见，任职之后就不同了，一篇杂文出去，别人随时可能对号入座，麻烦就来了”。于是诗歌这种抒情多理论少的文体得到了官员的青睐。如此看来，我们应该对他们多一点理解与宽容。
　　老百姓自古就有一种对官员爱恨两难的情结，这使得很多优秀作品湮没在人潮中。对官者，是敬畏与憎恶，当然，这与官员长期以来留下的圆滑世故的形象不无关系，公众表示质疑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要知道，官者也不尽然是老奸巨猾的形象。“一棒子打死”的观念应当消除，他们的见解和感触同样值得我们去关注，盲目肯定一切与否定一切都是错误的。辩证看待官场文化成为时下一种迫切需求。
　　车延高从街头巷尾得到的生活气息感染了我。“他们习惯于扎堆，三五成群。在树荫下躲着，他们习惯坐在自己的扁担上，就像坐在稳稳的江山。”说到这，想到前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在引咎辞职后作的一首诗 《心在哪里安放》。今天，我们暂且不论他的功过而纯粹地看一下他的诗：
　　“默默地思量，心在哪里安放？总想总想把她遗忘———京畿西面的屏障，黄河，太行，汾水吕梁，五台云冈……还有那3700万老乡。
　　……心在哪里安放？流转的时光，叩拜着敬畏的上苍，即使是农田，工厂，即使是商店，学堂，莽莽苍苍，过过往往……”
　　我不想去评论孟学农有什么政治目的，单从诗作来看，他是成功的，不是吗？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用一种积极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官场诗歌文化呢？还记得柳崮的一句话“当我们是少数人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勇气的时候。当我们是多数人的时候，就是考验我们宽容的时候。”我们是该宽容些，也好让更多诗者的心能有地方安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