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孔子具备充裕的为政谋略首先，主张要有明君、贤臣。明君最主要一个标志，即如何定位君主地位与广大臣子、民众的关系。君主与臣民不仅是治理与被治理的关系，君主的权力也不能任意行使，当鲁定公问孔子君使臣，臣事君应当怎么做时，孔子断然回答：“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见【3.19】）。一个“礼”字表明君使臣要遵循礼制，具体所指即君臣都是独立的个体，臣不是君主的私有财产，可以任意支配，要依义使臣，对臣下既要尊重，又要信任。“臣事君以忠”的“忠”字是忠于职守，而不是惟命是从，同样要对君主的一切言行决策，以义为标准加以衡量，合义的要适行，不合义的要敢犯、敢谏、敢教诲， （分别见 【14.22】、【14.21】、【14.7】）。孔子对鲁定公问话，虽然是按问话的先后顺序而回答，但在客观效果上，“君使臣以礼”是前提，“臣事君以忠”是这一前提换来的结果。意为不以礼使臣，难以取得臣下的忠心。关于君民的关系，在孔子的心目中，认为广大民众是君主赖以为君的力量和基础，失去了民众，君主就真正成了孤家寡人。《论语》最后一篇《尧日》第一章，通过尧、舜、商汤、周武王的话语，表明了这一理念。尧对舜说：“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意为天下百姓陷于贫之中，上天赐给的禄也将永远终止了。舜对禹也说这话。商汤说：“朕躬有罪，无汲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话。周武王也说：“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这些古代圣君对君民的关系做了准确的定位。孔子对弟子要传授历史知识的,《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编过《春秋》，对于周厉王诽谤的重大历史事件，孔子不可能不知道。周厉王用欺压的手段来对付民众不满的声音，虽然一时取得民众道路以目、不敢说话的效果，但最终周厉王还是被民众放逐到彘这个地方。这一历史事件，足以说明君主不可任意欺压民众，欺压过分，必将遭到民众的反抗、惩罚昏君。《孔子家语》 （注）加载了孔子说过水可以浮舟，也可以覆舟的话，意在表明君民的关系像船和水的关系一样，民众可以拥戴君主，也可以推翻君主。周厉王的下场就是历史的例证。当然明君、贤臣还要具备很多其他条件，此处就不一一例举了。
　　(注)：《孔子家语》一书存在，但到唐代已经失传。今天我们能见到的《孔子家语》是三国时经学家王肃（195—256）编辑的，共十卷四十四篇。此书肯定不是 《孔子家语》原貌。但王肃是杂取《论语》、《左传》、《国语》、《荀子》、《礼记》、《大戴礼》等书而编。虽然是伪书，但记录孔子的言论是符合孔子的思想的，不能因为是伪书，而持全然否定态度，而不敢引用。
　　其次，基于君民关系的定位，孔子主张要实行以德治国，要重民、爱民、教民、惠民。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见【2、3】）。意思是不能用强制的政令和严酷的刑罚来治理民众，那样的结果只能使民众暂时不做免于刑罚的事，但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诱导他们，再辅以礼制加以规范，才能使他们不但有廉耻之心，还能达到内心认同、自觉，自行纠正自己的过失。有一次季康子向孔子询问政事治理的方法，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说，治理政务怎么能用杀人的办法呢？只要你做善事，民众自然跟着做善事。执政者的道德就像风，民众的道德就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见【12、19】）。《春秋繁露》卷九引孔子的话：“国有道，虽加刑也，无刑；国无道，虽杀之，则不胜也。”可知孔子认为国无道才导至民无道，用杀戮的办法，是杀不胜杀的，实行暴政的结果，只能逼得民众走投无路、铤而走险来自救。秦王朝快速灭亡就是深刻的历史教训，所以只有以德治国，才能收到与民同舟共济的长远实效。
　　德政的对象自然是广大民众，其具体内容就落实在重民、爱民、教民、惠民上。在治理国家上，孔子强调最重要的一项事情就是：“民，食，丧，祭。”（见【20、1】）“民”指广大民众，因为孔子深知民众是国家的基础，民众的力量作用是万不可忽视的，所以把民众放“所重”的首要地位。而“食”是民众赖以生存必须的物质保证，民众没有可食之物，会因饥饿而死，民众失去了食物，等同失去了民众。这就告诫一个执政者，重民不能仅仅挂在口头上，要采取各种措施使民众足食，繁衍生息，才能有足够的民众支持执政者政权的运行。“丧、祭”指家长去世时丧葬与事后定期的祭祀。为什么这两件事也很重要呢？因为对家长合宜、真诚地加以丧葬、祭祀，是维系孝道的重要举措，孝于亲，不忘祖，是人伦的基础，是社会稳定的支点，同样不可忽视。仅有民众，而民众没有孝道的品德，也等同没有民众。由此可见，孔子在对民主的理解上，既重视要有民众，也重视要有具备基本品德的民众，二者兼顾的理念是正确的。